• 罗伯特·萨缪尔森

    196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华盛顿邮报经济专栏作家,之前曾为新闻周刊撰写专栏

美国上层中产阶级没有固化阶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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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省剑桥市哈佛大学旁的查理士河。(查尔斯·克鲁帕/美联社)

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说过,上层中产阶级正快速成为美国社会的毒瘤,他们仅次于最顶尖的1%人群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并通过公共政策和私人行动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美国人相信社会是流动的,刻苦努力和非凡的想象力会给人回报。然而上层中产阶级正在摧毁这一信念,因为他们越富,穷人越穷。

这种结论大错特错,但是有足够的事例让它貌似可信。我们需要把事实和想象分开来看。

里夫斯是布鲁斯金学会的一位学者,他在一本名为《梦想宝库》的新书中举例证明自己的理论。这里的“梦想”指美国梦,“宝库”则指上层中产阶级操纵所有的经济机会为自己谋利。区域限制将这些机会分给经济均衡的社区,那里有最好的学校。这样一来,上层中产阶级就有优势进入名牌大学学习,从而找到更好的实习和工作岗位。

里夫斯说,所有这些都为自身发展建立起永久地位。阶级结构变得凝固,上下阶层的流动性却很有限。从辅导家庭作业到教小孩骑自行车,上层中产阶级父母付出大量精力教育子女。父母决定子女的命运,这一观点很有说服力。就在最近,《纽约时报》颇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也借用了里夫斯相当部分的理论。

里夫斯写道:“上层中产阶级父母有办法比不太富裕的父母与他们的学龄前小孩多度过2-3倍的时间。”他也严厉谴责“受良好教育者用来操纵社会体系的结构方式”,即区域限制和更容易的大学招生录取,其中就包括对校友子女的优待。

但是事实并不适用于该理论。里夫斯将中层阶级上层定义为税前年收入为117,000至355,000美元的家庭,代表最富有的20%的美国人,但不包括那最为富有的1%人群(里夫斯认为他们的身份是另外的问题)。而这一范围内最低端的家庭是否感到富有还令人存疑。比如,夫妇都为教师(2013年平均年收入为56,000美元)的普通家庭差一点就能挤进这一范围。(里夫斯和我都认为这一家庭属于上中产阶级。)

按照里夫斯的算法,1979年至2013年间,上层中产阶级(除去最富有的1%,占美国总人口的1/5)的收入占全美总收入的39%,稍低于剩下的80%人口所占的43%(最富有的1%占据18%)。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令人担忧,因为它明显表现出美国人民不同的生活经历。里夫斯写到,这些不同“表现在教育、家庭结构、健康以及寿命上”。

然而这种不良趋势并不是由独占发展机会的上层中产阶级造成的。里夫斯的书中提到一个与其观点相反的研究发现,即在最富有的20%家庭出生的孩子中,只有37%长大后仍属于最富有家庭,大约2/3的人都跌出这一行列。对于里夫斯想要的向下流动性有多么多,他并未提及。

上层中产阶级所谓的优势也并没有宣扬的那样强大。能进入最好的学校?是的,但这一优势并没有惠及所有的上层中产阶级学生。里夫斯的报告表明,最富有的20%家庭中只有2/5住在其所在州测试分数排名前五的名校附近,这就意味着还有3/5的家庭并没有这种优势。里夫斯也写到,因果关系也适用于另一方向:好学生成就好学校。

即使优势大量存在,而利用优势的能力却很缺乏。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而非所谓的“储存优势”。里夫斯写到,社区大学中超过一半的学生都不能“顺利完成第一年的学业”。同样,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中只有3/5有学士学位。如果父母如此沉迷于掌控孩子的命运,为什么这一比例没有达到9/10或者更高呢?

讽刺的是,里夫斯的理论几乎都是落后的。在社会中,我们不应该去限制上层中产阶级,而应该使他们壮大起来。总而言之,上层中产阶级做着我们想要社会其他人群做的事情:他们的结婚率更高,未婚生育率更低,教育水平也更高。

我们为什么要让父母为想要帮助自己的孩子而感到愧疚呢?做父母究竟是为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确实(也将会)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享受着不应得的特权的案例。生活不易,但我们不要将中下层阶级和穷苦人民的挣扎归咎于上层中产阶级的成功,这两者几乎是没有关系的。


(张馨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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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省剑桥市哈佛大学旁的查理士河。(查尔斯·克鲁帕/美联社)

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说过,上层中产阶级正快速成为美国社会的毒瘤,他们仅次于最顶尖的1%人群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并通过公共政策和私人行动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美国人相信社会是流动的,刻苦努力和非凡的想象力会给人回报。然而上层中产阶级正在摧毁这一信念,因为他们越富,穷人越穷。

这种结论大错特错,但是有足够的事例让它貌似可信。我们需要把事实和想象分开来看。

里夫斯是布鲁斯金学会的一位学者,他在一本名为《梦想宝库》的新书中举例证明自己的理论。这里的“梦想”指美国梦,“宝库”则指上层中产阶级操纵所有的经济机会为自己谋利。区域限制将这些机会分给经济均衡的社区,那里有最好的学校。这样一来,上层中产阶级就有优势进入名牌大学学习,从而找到更好的实习和工作岗位。

里夫斯说,所有这些都为自身发展建立起永久地位。阶级结构变得凝固,上下阶层的流动性却很有限。从辅导家庭作业到教小孩骑自行车,上层中产阶级父母付出大量精力教育子女。父母决定子女的命运,这一观点很有说服力。就在最近,《纽约时报》颇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也借用了里夫斯相当部分的理论。

里夫斯写道:“上层中产阶级父母有办法比不太富裕的父母与他们的学龄前小孩多度过2-3倍的时间。”他也严厉谴责“受良好教育者用来操纵社会体系的结构方式”,即区域限制和更容易的大学招生录取,其中就包括对校友子女的优待。

但是事实并不适用于该理论。里夫斯将中层阶级上层定义为税前年收入为117,000至355,000美元的家庭,代表最富有的20%的美国人,但不包括那最为富有的1%人群(里夫斯认为他们的身份是另外的问题)。而这一范围内最低端的家庭是否感到富有还令人存疑。比如,夫妇都为教师(2013年平均年收入为56,000美元)的普通家庭差一点就能挤进这一范围。(里夫斯和我都认为这一家庭属于上中产阶级。)

按照里夫斯的算法,1979年至2013年间,上层中产阶级(除去最富有的1%,占美国总人口的1/5)的收入占全美总收入的39%,稍低于剩下的80%人口所占的43%(最富有的1%占据18%)。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令人担忧,因为它明显表现出美国人民不同的生活经历。里夫斯写到,这些不同“表现在教育、家庭结构、健康以及寿命上”。

然而这种不良趋势并不是由独占发展机会的上层中产阶级造成的。里夫斯的书中提到一个与其观点相反的研究发现,即在最富有的20%家庭出生的孩子中,只有37%长大后仍属于最富有家庭,大约2/3的人都跌出这一行列。对于里夫斯想要的向下流动性有多么多,他并未提及。

上层中产阶级所谓的优势也并没有宣扬的那样强大。能进入最好的学校?是的,但这一优势并没有惠及所有的上层中产阶级学生。里夫斯的报告表明,最富有的20%家庭中只有2/5住在其所在州测试分数排名前五的名校附近,这就意味着还有3/5的家庭并没有这种优势。里夫斯也写到,因果关系也适用于另一方向:好学生成就好学校。

即使优势大量存在,而利用优势的能力却很缺乏。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而非所谓的“储存优势”。里夫斯写到,社区大学中超过一半的学生都不能“顺利完成第一年的学业”。同样,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中只有3/5有学士学位。如果父母如此沉迷于掌控孩子的命运,为什么这一比例没有达到9/10或者更高呢?

讽刺的是,里夫斯的理论几乎都是落后的。在社会中,我们不应该去限制上层中产阶级,而应该使他们壮大起来。总而言之,上层中产阶级做着我们想要社会其他人群做的事情:他们的结婚率更高,未婚生育率更低,教育水平也更高。

我们为什么要让父母为想要帮助自己的孩子而感到愧疚呢?做父母究竟是为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确实(也将会)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享受着不应得的特权的案例。生活不易,但我们不要将中下层阶级和穷苦人民的挣扎归咎于上层中产阶级的成功,这两者几乎是没有关系的。


(张馨怡/译)

发布时间07-17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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